整个世界都在发展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杨毅豪之外，谁会料想到，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开始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在香港从英国回归中国的第二天，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据分析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同时受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另外还有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多年以后，国际经济学家分析了这次经济危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
一、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预示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美国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对于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一、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７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一九九二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 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三、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对着这次的经济危机，大概可以分为以下阶段：第一阶段：一九九七年六月至十二月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八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十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十月二十三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二十八日，下跌1 621.80，跌破9000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大关。接着，十一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十七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二十一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十二月十三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一九九七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一九九八年一月至一九九八年七月一九九八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制定的对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二月十一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二月十六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四月八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一九九七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一九九八年四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五、六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一九九八年八月初至一九九八年年底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跌至6600多。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一个月后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九月二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到一九九八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一九年，金融危机结束。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中国实行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和前几年采取了的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在危机中未受到直接冲击，金融和经济继续保持稳定。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政策：一、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有关国家的援助。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四十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
二、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此举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中国政府采取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中国与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和国际金融合作。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以制止危机蔓延、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为克服金融危机的自主选择三项主张，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举行的第二次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和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进一步强调东亚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调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短期流动资本的调控和监管，主张东亚国家就金融改革等宏观问题进行交流，建议开展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级对话，并根据需要适时成立专家小组，深入研究对短期流动资本进行调控的具体途径等，中方的建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不过从这场经济危机，我们已经懂得并且渐渐学会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中国的金融产业和日益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金融安全不只是维系着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强盛，离开了强有力的金融体系的支撑，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固若金汤的产业帝国，其足下也不过是一片暗流涌动的沙丘。一九九七年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其波及之广、速度之快、破坏之深，令全球为之震惊。
这场给亚洲甚至整个世界带来深刻创伤的危机，再一次表明国家安全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国防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的关键在于金融安全。
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史来看，它们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权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到衍生品市场，大约经历了两百年的历程。每种市场、每种机制和制度工具，都是千万人在经济实践中根据活动的需要而协议采取的，并通过千万人的实践才逐步形成共同的制度、机制和工具，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运行、监管的制度与规则。
但东亚发展中国家在短短二十到三十年间，不可能完成发达国家两百多年所完成的事，也不可能通过漫长的发展过程让各类市场形式、机制、制度工具依序发育、成熟，而是在短短几年内几乎同时出台。当经济货币化的进程尚未完成时就已开始证券化，证券制度还未发育成熟甚至有关运行规则还未确定时又出台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这一切导致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夹生性。正是由于这些制度性弱，构成了“赶超型”经济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
日渐融入全球化的中国金融市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中国在金融领域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就，这其中就包括银行、股市、期货和衍生品在内的金融工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发展时间较短，经验不足等原因，金融市场也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潜伏着诸种危机，中航油、国储铜事件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杨毅豪回想着脑海里面掌握着的经济危机的事情，不断的在盘算着未来的路，中国从九八年之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期间网络、IT、数码、房地产、酒店、医疗卫生、交通、汽车、电影娱乐、等行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杨毅豪是从事的房地产以及酒店行业的生意，虽然那个时候他起步比较晚，依然闯出了一翻天地，而现在，这些行业正处于萌发阶段，对于已经经历过一次的杨毅豪来说，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他已经为自己制定好了目前，以后就从酒店、房地产、汽车、网络、电影娱乐五个产业出发，建立强大的经济帝国。